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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化三个阶段,来理解中美博弈的演进逻辑

中美贸易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趋势,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来观察中美冲突的三大领域 文 | 徐奇渊  赵海 2020年1月…


中美贸易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趋势,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来观察中美冲突的三大领域



文 | 徐奇渊  赵海


2020年1月15日,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并恢复全面经济对话。这标志着历时近两年的中美贸易冲突暂时缓解。回顾中美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从传统的关税冲突,向投资冲突、科技冲突延伸,并影响到了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


这其中的关税由升转降,是否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冲突也会自然消解?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趋势,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来观察中美冲突的三大领域。我们将会看到,在关税领域冲突缓解的背景下,其他领域的冲突发展,可能仍有其相对独立的逻辑。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消费、跨境销售,相关的双边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贸易领域的关税冲突。第二阶段是生产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扩展。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投资、跨境生产,对应冲突主要在直接投资领域,一般涉及市场准入、产业政策等问题。1980年代末日美国贸易冲突所涉及的问题,基本限于上述领域。


而在21世纪的今天,跨境信息流动、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共同推动全球化进入了第三阶段在此背景下,信息、数字科技快速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军民两用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重新定义,国家间冲突也随之扩展到了该领域。

 

中美贸易冲突之扩展,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


其一,中美在关税问题上的冲突对应于传统贸易一体化。2018年初以来,中美冲突首当其冲地表现为关税争端不断升级,这对应于传统贸易一体化阶段的问题。过去关税问题的主要解决机制,是WTO多边机制,但是目前这一机制濒临失效。


其二,中美贸易冲突向投资冲突和结构性议题扩展,这对应于全球生产体系的一体化。中美在投资领域的摩擦,反映在诸多结构性议题方面,包括一般的市场准入、产业政策。不过,由于中国经济的一些特殊背景,中美投资冲突还扩展到了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移等领域。在过去,对应的协商机制是奥巴马时代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特朗普政府初期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但后者到最近都处于停摆状态。


在投资领域,美国不但指责中国的政策,而且还对应加大了对中资企业投资美国的限制。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规模出现快速下降趋势。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的2016年,中美对美直接投资460亿美元,2017至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金额同比增速连续下滑,降幅分别达到37%、84%。到2018年,全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为48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19.6亿美元,同比再降约20%。


其三,贸易冲突向科技冲突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对应于跨境信息流动的全球化。一方面,全球化早已跨越了日美贸易冲突中的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阶段,走向了跨境信息流动的一体化,并使得军民两用技术界限日益模糊。这本身对参与全球化国家之间的互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另一方面,中美战略互信持续削弱,而且中国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在此背景下,美国在技术管制、投资审查、人才政策等方面对中国发难。


美国政府阻碍双边留学生、技术人员的正常交流,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和禁运。截至2019年6月,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及其海外子公司总计261家,占美国实体清单总数21.9%。同时,中美双边技术合作受到冲击,中美科技合作明显降温。根据我们同事董维佳、姚曦的计算,在中国与各国合作申请的国际专利中,中美合作数量占比在2014年达到了48.8%的峰值,对应的数量达到了1258项。而在2018年,该比例下滑至34.2%,对应数量也降至了907项。

 

贸易冲突有所降温,但科技冲突和非传统安全冲突仍将持续


中美贸易冲突向投资领域、结构性议题的扩展,以及进一步向科技领域、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延伸,正好对应了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当前,中美双方的第一阶段协议签署,意味着贸易冲突、关税战本身有所缓和,这对两国的经济下行压力均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但是,第二阶段结构性议题谈判的困难将明显上升。尤其是第三阶段,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和限制,将会随着中国在相关领域可预见、不可预见的重大进展而进一步升级。


可见,科技领域的冲突将具有长期性,虽然不会像关税冲突那样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会对中国在全球分工网络中的地位、中长期发展空间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科技领域冲突及其向国家安全领域的扩展,可能进一步诱发中美冲突向政治领域的扩展。因此,贸易领域虽然取得暂时缓和,但科技领域的冲突仍然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为军民两用技术的安全使用寻求国际多边解决方案


全球化条件下军民两用科技的高度发展与扩散,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边界与军事优势,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通过“脱钩”来维护国家安全,这种做法成本过高,是负和游戏。


一个正和游戏的方案,是通过建构新的国际技术标准和国际管控机制,以缓解技术和供应链安全担忧,从而避免中美脱钩和逆全球化趋势。这不但有利于缓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焦虑,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提升中美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互信。


关于新的国际技术标准、国际管控机制方面,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提议。在此方面,可以由中美技术专家、或基于国际组织平台进行协商,推动国际技术标准的更新完善,以适应、解决跨境信息流动、军民两用技术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


当前,中美冲突在关税领域出现缓和,应抓住这一时机,为军民两用技术的安全使用寻求国际多边解决方案,从根本上为中美巩固、增强互信创造可能性。

 

(徐奇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研究部主任;赵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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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蒋丽  lijiang@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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