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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二年瘟疫有多惨?家家哭丧,建安七子5人染病逝世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汉周读书 来源:头条号“木剑温不胜”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汉书》之中短短一句话,背后却是一场悲惨的灾难。 东汉从光武建武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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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头条号“木剑温不胜”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汉书》之中短短一句话,背后却是一场悲惨的灾难。

东汉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时期。
瘟疫持续了196年,灾情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程度剧烈。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讨伐孙权,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营爆发了可怕的瘟疫,逼得曹操不得不退兵。
关于这场瘟疫,学术界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血吸虫而引起的传染病,也有人认为这是鼠疫或者伤寒。
在赤壁之战前,曹军之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患者,后来瘟疫难以控制,曹军之中死者大半。

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瘟疫来势汹汹,造成了更加惨烈的伤亡。


七子陨落,文坛凋敝


曹植的《说疫气》之中,对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的惨状有着详尽的记载:
“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对于这次瘟疫,有专家认为是出血热,深究其原始,还要从西汉时期说起。
当年张謇通西域之后,中原人一直和西域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武帝多次征战匈奴,将这种瘟疫带入了中原之中,因为东汉末期天气异常所以出现了大范围的爆发;
但也有专家研究认为,出血热并不会在夏季爆发,但这场瘟疫并没有季节性,而是从这一年春季开始一直蔓延到了冬季,不像是季节流行病,而更像是鼠疫。

曹丕在《与吴质书》之中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徐干)、陈(陈琳)、应(应玚)、刘(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根据史料记载,建安七子之中的王粲也死在了这一年,王粲去世之时才41岁,王粲随曹操征吴,这一年曹营之中发生了疫病,王粲很可能在军队之中被感染,在回军途中突然去世。
而建安七子之中的另外两位——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病死,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让”建安七子”成为文坛绝唱,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这五位陨落在瘟疫之中的文坛巨匠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相比于贫民百姓,他们的饮食和卫生条件要好一些,而且与老鼠接触的机会并不多。
他们的离世说明灾情已经无法控制,已经波及到了上流阶级,老百姓感染者十之八九。

建安诗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场灾难,文学的发展迅速进入了低谷期。
建安七子是邺下文人的标志性代表,他们的逝世,代表着邺下文人集团的彻底消亡。
建安七子和曹氏三父子交相辉映的文坛盛况,最终只剩下了曹氏父子,而三者之中,只有曹植一个人是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的名家。
随着建安七子时代的结束,大量的”悼亡诗”出现,这些诗文充斥着对生离死别的伤感。
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文人们大多从关注政治到关注生命之上来,探索人生真谛。


天灾人祸,长达八年


曹操面对这样的灾情,终于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颁布了赈灾令,作了以下规定:
但凡女子七十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的,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的,以及眼盲、手脚残疾却没有父母妻儿照顾的,都可以”廪食终身”;十二岁以下出身贫寒的幼儿”随口给贷”。

然而曹操的赈灾手段对百姓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
一方面天灾造成了大量人口消耗,经济损失巨大,一方面战争依旧在进行,人们不得已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之下继续为军队提供军粮。
战争和瘟疫,交织成建安二十二年的人间地狱。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跟随夏侯惇和臧霸征吴,半途之中军中出现了瘟疫,司马朗体恤部下,亲自巡视发药,后感染瘟疫而亡。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灾情已经扩张到荆州地区,光羽大意失荆州,功败身死,孙权虽然得到了荆州,但是因为这年灾情严重,只得见面荆州百姓的租税。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薨逝。祸不单行,瘟疫随着战争快速传播,已经到达了魏都,汉献帝逊位,曹丕称帝,当时因为过重的徭役和连续数年的瘟疫,军中骚动不安,臣子上谏曹丕密不发丧,唯恐天下大乱。
后来在贾逵的坚持之下,才将灵柩送到了邺城。

疫情一直持续到了公元224年,这一年诸葛恪率军伐魏。
因为灾情严重,死者大半,诸葛恪最终率军撤退。
战争,让这场瘟疫波及范围越来越广,病毒随着军队的迁徙和难民的逃亡四处传播。
常年的战乱百姓贫穷饥饿,更加经受不了病痛的折磨。
这场持续8年的瘟疫之所以带来了如此大的伤亡,建安年间的瘟疫是人口大锐减的重要原因。


民间暴动,道教萌芽


汉末到魏晋,是道教萌发成长的重要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最为苦难的年代,也是贫苦百姓们最需要精神寄托的年代。

光武帝建武年间,曾经爆发过三次严重瘟疫,也就是这短时间,民间爆发了三次规模巨大的”妖巫”事件,史学家们将这三次运动定义为极端民间道教运动。
之后,因为瘟疫没有大肆爆发,”妖巫”运动也偃旗息鼓了一百多年。
东汉末年,瘟疫更加严重,民间”妖巫”运动再次高涨。
汉灵帝时期出现了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次大规模的民间运动。


曹植对瘟疫的解释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他认为是气候异常才导致了这样的灾害。
而对于并没有读过书的老百姓们来说,这场瘟疫来自于疫鬼的惩罚。
对于生死的迷茫和对”疫鬼”的恐惧感,让百姓们急需要一个控制疫鬼的”神”来帮助他们在这场瘟疫之中活下来。
所以,当有人打着”神”的旗号说可以帮助消灭疫鬼妖魔之时,他就会得到众多的信徒。

道教大肆宣传降魔除妖,并且以”长生”和”医道”辅佐,在瘟疫流行的乡村,这些方士们以符水方术给百姓治病,也推动了道教在民间的传播。



结语


建安二十二年爆发的瘟疫极有可能是一种传播性极强的鼠疫,它从军队之中开始蔓延,随着行军打仗的进程,这种病毒传播到民间,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
由此可见,战争是加速瘟疫传播的元凶,天灾和人祸一同降临,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安七子除了已经过世的两位,剩下的五位都在同一年病亡,一时间邺下文人集团失去了中坚力量,建安文坛只剩下了曹家父子三人,诗文主流题材便是悼亡之诗。
看到这样的人间惨剧,本来以政治谋士为一生所求的文人阶级,慢慢将关注点转向了哲学层面,他们探索开始探索生命的意义,文学作品种种往往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悲凉感。

而在民间,常年的战乱、徭役和瘟疫,让疫区家家户户家破人亡,百姓将瘟疫的原因归结于妖魔鬼怪作祟,寄希望于道教的”降魔”、”医道”和”长身”之术。
在这个灰暗的年代,道教得以飞速发展,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汉灵帝时期户籍统计之时,尚且还有一千万户,而到了建安中期,全国仅剩下了三百万户。
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在瘟疫和战争之中,史书之中寥寥几句,却是沙场万骨枯,十室九空的地狱景象。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给王朗写了一封信: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已经夺得王位的曹丕尚且如此悲戚,何况是在底层挣扎的平民百姓呢?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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