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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之春:瘟疫、权斗、武统

  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正月,京都洛阳大疫。   时年41岁的晋武帝司马炎春秋正盛,处于精力充沛的壮年,却因染疾而命垂一线。   这场瘟疫其实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冬天…

  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正月,京都洛阳大疫。

  时年41岁的晋武帝司马炎春秋正盛,处于精力充沛的壮年,却因染疾而命垂一线。

  这场瘟疫其实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冬天就已爆发并蔓延,洛阳死者太半(一说死者十万)。虽然贵为天下至尊,但在灾难面前,人人平等。



  皇帝极有可能是在人群密集处被感染。咸宁元年十一月,司马炎还曾亲自阅兵。随后一病不起。

  “冬十一月丙戌,帝临宣武观大阅,至于壬辰。”——《晋书-卷三-武帝纪》

  司马家族对瘟疫并不陌生。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瘟疫大爆发,“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曹植《说疫气》

  万户萧疏鬼唱歌。当时“建安七子”之中尚存于世的五人——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被这场瘟疫吞噬。诗赋为七子之冠的王粲殁年41岁,与司马炎此次身染重疾的岁数相同。东吴鲁肃也于同年病逝,年仅46岁。

  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是“司马八达”之首,曾在董卓之乱时保全了河内温县司马氏全族:

  “朗知卓必败,恐见留,即散财物以赂遗卓用事者,求归乡里……时岁大饥,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三国志-魏书-卷十五》

  作为全族的希望和头羊,司马朗理应是汉魏之际冉冉升起的新星,却没能逃过瘟疫这一劫:

  “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三国志-魏书-卷十五》

  同样因为接触密集人群而感染,司马炎比他的伯祖父幸运。咸宁二年暮春,皇帝的病势开始逐渐好转。

  “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晋书-卷三-武帝纪》

  皇帝病重期间,就连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公开活动——象征国家礼仪秩序的“元旦朝会”都被迫取消。(渡边信一郎《元会的构建》)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晋书-卷三-武帝纪》

  按照西晋制度,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两次朝会分别安排在冬至与元旦。而冬至朝会的规格比起元旦来要低一些。元旦朝会,在京都洛阳的600石以上官员、各诸侯王、各州郡的计吏、各藩属国的代表等等都要参加。元旦朝会还分为“晨贺”与“昼会”两个部分,参与者可达上万人。

  天子的身体状况从来都属于帝国的绝密。如今,元旦朝会的取消令真相已经无法掩盖,武帝病危的讯息在帝国上下公开流传。

  比起人心骚然,司马炎最忧惧、最震惊的是皇权受到觊觎和挑战。官僚和功臣居然密谋废黜太子司马衷、谋立齐王司马攸。

  “初,帝疾笃,朝廷属意于攸。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物以类聚,夏侯和敢说出这番话,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贾充并非什么纯贞之士。



  当然,贾充的面具不止一个,他是功臣,是权臣,是西晋的元勋:

  1、在司马氏取代曹氏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2、领衔编纂《晋律》;

  3、献计平定淮南诸葛诞之叛;

  “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帝(司马昭)甚信重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赐甲第一区。五等初建,封临沂侯,为晋元勋,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贾充之父贾逵与司马懿之兄司马朗关系密切,贾氏与司马氏至少有三世渊源。贾充比晋武帝司马炎年长近20岁,可以说是处于尊长地位,司马炎获得晋国世子地位离不开贾充的支持。



  司马昭的离世比较突然。他几乎完成了平蜀称王等所有改朝换代准备工作,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五月刚刚建晋国百官,八月就撒手人寰。司马炎登基时30岁,没有受到多少历练,没有担当过关键职务,没有领兵出征,没有出镇州郡,更没有自己的班底,能依赖的只有父亲留下的老臣。放眼望去,这些臣下还几乎都是自己的长辈。

  是武帝需要对贾充感恩,而贾充则没有受恩于武帝。贾充当然知道功高震主的巨大风险,也很懂得韬晦:

  “充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在这种情况下,老谋深算的权臣与年轻的皇帝相安无事。

  话说回来,河南尹夏侯和是夏侯渊之子,“清辩有才论”。夏侯家不仅和曹家联姻,与司马氏和张飞都有姻亲关系。把鸡蛋分到多个篮子里,在胜利者一边下注,是生存的智慧。

  对贾充而言,自己已经位极人臣,贾家更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接下来保泰持盈即可。维系朝廷的平衡,就能保证满门富贵,这恐怕才是贾充最重要的考量。贾充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齐王司马攸和太子司马衷,可以左右逢源,早已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他没必要进行冒险,不发表意见、静观其变、衡量实力对比才是稳妥的方案。

  但对皇帝来说,沉默往往意味着默许。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司马炎不再信任贾充,大病初愈之后就褫夺了他的兵权。自咸宁二年开始,司马炎对贾充的封赏越来越重,两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及是,帝闻之,徙和光禄勋,乃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寻转太尉、行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咸宁三年,日蚀于三朝,充请逊位,不许。更以沛国之公丘益其封,宠幸愈甚,朝臣咸侧目焉。”——《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西晋建立在世家大族支持的基础上。“司马氏集团脱胎于司马懿在曹魏政治中的权势网络,经过祖孙三代四人近二十年的努力方才逐步凝聚成形。”“司马氏家族在亡魏成晋过程中面临两难——既要镇压忠于曹氏的力量,又要维持曹魏政治网络的稳定。”——《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著

  譬如,在逼反并剿灭诸葛诞后,司马氏并未“追杀”琅琊诸葛氏。诸葛诞是琅琊王司马伷的岳父,作为皇帝的司马炎反而要亲自拜见婶母诸葛太妃,安抚诸葛诞之子诸葛靓,劝说其出仕。

  同理,司马炎暂时不能动也不敢动贾充。另一方面,他自然也察觉出支持齐王司马攸的力量一直都在,并且还在不断积聚。

  夏侯和等之所以敢公开讨论谋立齐王,主要原因或有两个。其一是朝廷上下谁都看出太子司马衷不堪大任。按照现代学者的研究,司马衷并非白痴,而是智力发展迟缓,并伴有身体机能障碍。其唯一的儿子司马遹(恰好出生于咸宁三年)被认为是司马炎与谢才人所生,是为了维护司马衷的地位而谎称为太子之子。

  “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晋书-卫瓘传》

  这背后的隐情是,仅仅依靠长幼秩序登上皇位的武帝绝不会接受废长立贤。尽管他最钟爱的儿子不是太子司马衷,而是“沉着聪明,有胆识器量”的司马柬。如果废长立贤,等于间接否定了司马炎战胜齐王司马攸获取晋国世子之位的合法性。

  其二是,齐王司马攸拥有继承皇位的正当性。他是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之弟,入嗣给司马师,具有某种“正统”色彩。在谋取天下过程中,司马师的功劳比司马昭大得多。“高平陵之变”的主要谋划者是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孚,司马昭并未进入决策核心。

  司马昭自己也承认:天下是“景王之天下”。因为这才符合“打天下”等于“坐天下”的实力原则。齐王有过两次接近帝位的机会,一次是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前后司马昭确定继承人时,另一次就是咸宁二年司马炎病重时。

  “初,攸特为文帝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

  而司马昭一系取代司马师一系,本身存在不合情不合理之处。司马氏标榜儒学,需要遵守礼法规范。司马昭明知齐王司马昭是大宗之嗣,曾经犹豫要不要立司马攸为世子。更何况,立司马攸为景帝嗣,是司马懿隔代指定的结果。如果司马师没有早逝,那么司马攸将毫无争议地登上帝位。

  最终,凭借何曾、贾充、裴秀、山涛、羊琇等重臣和大族的支持,在反对“废长立少”的借口下,司马昭将帝位窃为本支所有。不过,拥戴齐王的卫瓘、庾纯、和峤等一直都身居高位,而曾经支持司马衷的豪门大族出于门户私计也不是没有转变立场的可能。忠诚在符合利益的前提下才会存在。

  晋武帝当然不会毫无作为。

  “司马炎在司马昭仅仅去世17个月、三年之丧期未满之时就立司马衷为太子,主要就是为了阻断朝野对于齐王司马攸继承皇位的猜测与期望。”——《六朝政治史研究》之《西晋朝初期政治史试论》安田二郎著

  直到咸宁二年的大疫,让皇帝猛然发现自己的布局在世家大族、官僚和权臣面前是多么脆弱和可笑。

  他的父亲也曾陷入过类似的窘境。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文同陈思,武类太祖”且性格刚烈的高贵乡公曹髦亲自讨伐司马昭,贾充指使太子舍人成济弑君。司马昭原本想搞一出冠冕堂皇的尧舜之事,结果因为猪队友而泡汤,遭遇了强大的道德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不得不力排众议,下令伐蜀,即便在前一年面对蜀汉还采取守势。拿下成都之后,邓艾主张借此大好形势,顺江而下直取武昌和建业,统一全国。

  不过,司马氏通过吞并蜀国已经积累了足够完成改朝换代的资本,稳定压倒一切,消化蜀国也需要时间,更何况还出现“二士争功”的后遗症,因此把伐吴大业搁置一边。事实上,在伐蜀之前,司马昭就有先灭蜀汉,水陆并进,三年灭吴的计划,也曾向吴主孙皓宣达统一天下的决心,但这些行动基本停留在军事恐吓的层面,没有实际的步骤跟进。

  依靠父祖遗业,司马炎在宗室与功臣的拥戴下登上帝位,在西晋初期的10多年时间里,似乎对扩张皇权并没有太大兴趣,也不愿对外进行军事冒险。没有相应的功业支撑,司马炎一直未能摆脱“弱主”地位:

  “今主上有禅让之美,而功德未著。”——《晋书-卷三四-羊祜传》

  本来司马炎认为自己比那些权臣和勋旧年青,耗得起,等待自然规律发挥作用即可。可在鬼门关逛了一圈,皇帝变了。原先他大可以“静对古书寻乐趣,闲观云雾会天机”,但这场大疫迫使他必须思考一下突然掉线之后怎么办。

  套用现成的话:“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来。”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在洛阳逝世,曹丕当时身处邺城,权力交接就曾出现过严重危机:

  “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晋书-宣帝纪》

  即便是对曹操最为忠诚的青州军都出现了动摇和哗变: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军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三国志-魏书-臧霸传》注引《魏略》

  雄才大略的太祖武皇帝对身后事的安排都出现致命的纰漏,遑论远不如曹氏的司马炎?

  摆在司马炎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武统东吴。扫平敌国之后,锋刃还会顺便收割内部的权臣和政敌。只有攻灭吴国、一统天下才能建立不世之勋,这是皇帝摆脱弱势地位的最为直接和快速的办法。伐吴成功所带来的威望能够帮助武帝顺理成章地扩张皇权,并巩固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令皇位在司马炎一系传递下去。

  从咸宁二年开始,司马炎骤然加速进行讨伐吴国的准备工作。武统正式提上日程。他提拔积极支持讨伐吴国的张华、杜预、王濬等,构筑了自己的班底。还接受羊祜的建议,命令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王濬领会了皇帝的意图,迅速开始督造战船,军舰如同下饺子一样服役。

  但统一大业遇到顽固的阻力。

  总体上看,西晋是一个缺乏进取心的朝代。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历经17年血战,太祖武皇帝扫平多数割据军阀和分裂势力,基本统一北方。至西晋咸宁四年(278年),大半个华夏已承平70载。西晋朝廷的氛围是贪图享乐、畏战惧难。官僚大部分出身累世公卿,惯于安逸,不愿行“富贵险中求”之事,对此缺乏相应的思想准备。贾充坚决反对武统东吴,还一意排斥皇帝提拔和选用的寒族。

  “充虑大功不捷,表陈: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兴军致讨,惧非其时。又臣老迈,非所克堪。”——《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司马炎则直接下了最后通牒。

  诏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节钺,将中军,为诸军节度,以冠军将军杨济为副,南屯襄阳。——《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可见,贾充是被赶鸭子上架,不得不担任伐吴主帅。战况最激烈时,他这个挂名总司令还惦记着“转进”:

  “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不过,这未能动摇皇帝的决心。司马炎借伐吴,有意扶植外戚和新贵,打压威胁皇权的功臣和宗室:

  “(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王濬率军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晋书》卷三《武帝纪》

  身为副帅的行冠军将军杨济是外戚,司马炎无疑在为杨氏家族刷胜场,令其得以分享伐吴胜利的功劳。



  西晋能够势如破竹地攻灭东吴,不是因为西晋有多强大,而是因为东吴足够腐朽。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的关系。

  “吴之晚世,尤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弃序,纪纲驰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秉维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亲,则阿谀之人也。”——《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两晋南北朝史讲义》注引《抱朴子外篇-卷第三十四-吴失篇》

  武统成功,最尴尬的就是身为主帅的贾充。

  “充本无南伐之谋,固谏不见用。及师出而吴平,大惭惧,议欲请罪。帝闻充当诣阙,豫幸东堂以待之。罢节钺、僚佐,仍假鼓吹、麾幢。”——《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攻灭东吴,晋武帝拥有了可以与父辈和祖辈相颉颃的功业,终于可以摆脱掣肘,彻底解决功臣与宗室对皇权的威胁。司马炎晚年颇为自负地声称“我平天下而不封禅”。

  “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炎图穷匕见,以齐王司马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命令其立即赴任。四月,贾充去世。次年,司马攸死。司马炎终于将权力收归一统。

  “攸知勖、紞构己,愤怨发疾……欧血而薨,时年三十六。帝哭之恸,冯紞侍侧曰: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今自薨陨,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过!帝收泪而止。”——《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

  瘟疫是天灾,更是人祸,又无意中推了一下历史的车轮。对普通百姓而言,活下来最重要。


       (作者:唐亮)

  参考资料

  1、《三国志》陈寿著

  2、《晋书》房玄龄等合著

  3、《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陈寅恪著

  4、《东汉的豪族》杨联陞著

  5、《五朝门第》王伊同著

  6、《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田余庆著

  7、《半甲集》汤勤福著

  8、《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著

  9、《元会的构建》渡边信一郎著

  10、《六朝政治史研究》安田二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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