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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用法律武器“管住嘴”?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修法,要堵住滥发繁育养殖、经营利用许可证的疏漏,抵制网络销售等新型犯罪,严格规范监督利用野生动物的药用、科研、展示等特殊情况,从根源上摧毁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链条 图/unsp…

下一步修法,要堵住滥发繁育养殖、经营利用许可证的疏漏,抵制网络销售等新型犯罪,严格规范监督利用野生动物的药用、科研、展示等特殊情况,从根源上摧毁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链条

图/unsplash


文 | 《财经》记者 马霖

编辑 | 余乐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意识到,丢掉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拒绝不当接触野生动物,既是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保护人类自己。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是非常及时的一步,但它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套法律“组合拳”,从多个环节上打击非法盗猎和交易,确保野生动物不再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野生动物保护法》(下称“野保法”)修改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很快就要启动。因全面修订《野保法》需要一个过程,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下称“《决定》”),为打赢疫情阻击战、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力的立法保障。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告诉《财经》记者,《决定》是在当下疫情防控这一特殊时期,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滥食等问题作出的特别立法。《决定》是回应社会各界广泛关切、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法治举措。这一“特别法”优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普通法律,在两者存在不统一的规定时,应优先适用《决定》的规定;《决定》没有提到的,继续适用《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普通法律的现行规定。


秦天宝表示,《决定》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修改之前的专门决定,我们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未来《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的思路和方向。未来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可能都会扩大。


“有些动物在科学分类上和公众认知上都属于野生动物,但不受现行法律的调整,这也给执法以及公众守法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未来《野保法》修改可能会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野生动物,当然也会根据科学标准作出例外规定。”他说。


我国的野生动物产业链,此前不仅包括食用,药用、展示、科研等“利用”情况也长期存在,现行《野保法》的制度设计涵盖保护和利用。在此背景下,《决定》对受保护野生动物,可食用家畜家禽类、鱼类,以及药用、展示、科研等可利用的特殊情况做了划分,《决定》仍遵循可利用的思想,但要求对利用进行严格审批和相应管制。


此外,专家也在呼吁,下一步修订《野保法》,要堵住滥发繁育养殖、经营利用许可证的疏漏,抵制网络销售等新型犯罪,严格规范监督利用野生动物的药用、科研、展示等特殊情况,摧毁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链条。


禁食范围全面扩大


24日通过的《决定》,比现行《野保法》规定的野生动物保护范围扩大了,体现了法律层面的进步。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禁食的法律范围,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无合法来源、无检疫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三有动物、即“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对其他野生动物则没有做出规定。


《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扩大了禁食野生动物的范围,原则上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决定》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


其次规定,要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对违反前两款规定的行为,参照适用现行法律有关规定处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该《决定》体现更加严格的管理和严厉打击,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决定》第三条进一步对可食用动物作了补充。家畜家禽。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畜家禽,不属于全面禁止食用的陆生野生动物。这些动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


例如比较常见的家畜家禽(如猪、牛、羊、鸡、鸭、鹅等),是主要供食用的动物,依照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管理。还有一些动物(如兔、鸽等)的人工养殖利用时间长、技术成熟,人民群众已广泛接受,所形成的产值、从业人员具有一定规模,有些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决定》的规定,这些列入畜牧法规定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也属于家畜家禽,对其养殖利用包括食用等,适用畜牧法的规定进行管理,并进行严格检疫。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定并公布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家畜家禽的具体范围按照国家公布的目录执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表示,捕捞鱼类等天然渔业资源是一种重要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渔业法等已对此作了规范,根据各方面的一致意见,按照《决定》的有关规定,鱼类等水生野生动物不列入禁食范围。


因科研、药用、展示等特殊情况,需要对野生动物进行非食用性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严格审批和检疫检验。国务院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制定、完善野生动物非食用性利用的审批和检疫检验等规定,并严格执行。


如何杜绝非法盗猎?


对于非法盗猎,《决定》作了如下明确规定:一是强调凡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明确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二是与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规定相一致,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三是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加大执法力度。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流程,以保护、研究或经济利用等为目的,想要驯养繁殖、经营利用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林业部门取得“驯养繁育许可证”和“经营利用核准证”,野生动物来源不清、驯养繁殖尚未成功或技术尚未过关、野生动物资源稀少、不能满足种源或经营利用要求等情况下,不得发证,但全国各地不少“养殖场”达不到以上标准,从事的是非法盗猎、交易野生动物,存在拿着合法证件非法盗猎的行为。


秦天宝表示,现实中存在的非法盗猎、运输、交易问题,成因是比较复杂的。比如现行《野保法》对发放狩猎证和人工繁育许可证有明确都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在没有对申请主体的能力、资质、信誉等做严格审查就发放许可证的现象,也时而有之;另一方面,地方特别是基层野生动物执法机构不健全、人力、经费和设备不足、技术能力有限也是原因,比如执法人员很多时候无法判定一种动物是盗猎而来的还是来源于人工养殖的。当然,在利益的驱动下,涉案人员明知故犯、铤而走险,也是重要原因。


他认为,下一步完善《野保法》时,建议在相关名录制定以及许可证审批环节引入更为严格的科学论证和适度的公众参与;同时建设全国统一联网的野生动物保护信息平台,类似许可证的发放和使用情况都要定期上传至该信息平台,接受公众的监督。通过构建更为科学、参与、透明和公开的监管流程,以最大限度减少上述问题发生。


公共卫生安全保障、野生动物保护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参与。《决定》规定,政府、社会组织、学校、新闻媒体等社会各方面,都应当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全社会成员要自觉增强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移风易俗,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健全执法管理体制,明确执法责任主体,落实执法管理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加大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严格查处违反本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对违法经营场所和违法经营者,依法予以取缔或者查封、关闭。


《决定》的出台实施,可能会给部分饲养动物的农户带来一些经济损失,《决定》表示,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偿。


《野保法》修法建议


疫情以来,关于《野保法》的修改,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专家学者和相关机构都在建言献策。


关于下一步相关立法修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臧铁伟表示,下一步,要抓紧全面梳理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统筹开展相关立法修法工作,包括:


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拟将这一修法项目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修改动物防疫法,这一修法项目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由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牵头起草,预计近期可能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积极推进生物安全法草案审议和修改完善工作,生物安全法草案已经2019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初审,今年需要加快工作进程。


全面梳理有关法律规定,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修改完善,认真研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相关立法修法问题,适时启动有关立法修法工作。


当前,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猎捕工具等通过网络平台的非法交易,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运输通过快递物流行业进行的情况呈递增趋势,这些交易往往比较隐蔽,是刺激国际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重要诱因。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绿发会)长期关注野生动物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绿发会向《财经》记者表示,建议本次《野保法》修改同时可以规范网络平台和快递物流的法律责任。


绿发会也建议,野生动物的利用可引入“审慎利用”的指导原则,设立严格的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制度,除涉及全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外,不允许进行其他利用,吸收有野生动物学科相关背景的专家学者、社会组织代表制定野生动物特许利用名录,对野生动物利用开展科学评估和建议,获得野生动物特许利用的企业名录应当全公开,因科学研究、教育、医药等公共利益需求利用野生动物的,由国务院及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申请条件和受理程序等,保证可溯源。对涉及我国特有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利用许可,应当进行听证,并对全过程进行信息公开,鼓励中药企业发展可替代性药材,逐步减少并最终不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另外,在野生动物管理方面,目前也存在检察机关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的动力不足,热情不高的现象,绿发会建议本次修法建立以社会组织为原告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涉及野生动物的行政违法行为开展社会监督。


绿发会指出,本次《野保法》修改可以更科学地调整保护范围和名录,将我国野生动物名录分类、管理等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条约与附录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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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黄端  duanhuang@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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